编者按：今年是阿根廷名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8．24－1986．6．14）诞辰一百周年。本刊特译名家巴尔加斯·略萨的这篇随笔，以示纪念。
——博尔赫斯
法国正大张旗鼓地纪念博尔赫斯诞辰一百周年：无数杂志出版专号，许多报纸推出文学增刊，文章多如牛毛，他的作品纷纷再版。他的两卷作品和一本包括他一生的全部照片的相册被纳入法国“加利马尔”出版社的“普莱亚德”丛书出版，对一位作家来说是一种崇高的荣誉。在变成迷宫的艺术科学院，由玛丽亚·儿玉和博尔赫斯基金会筹备的规模巨大的展览会记录了博尔赫斯从出生到去世走过的每一步，展出了他读过的书和写过的书，记述了他做过的旅行和获得的众多奖章和证书。在开幕那天，展览会上人山人海，具有知识色彩和政治色彩的花灯闪闪发光，一些漂亮的小妞身穿印着博尔赫斯名字的、黑色或白色的长袖运动衫（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在纪念外国艺术天才的活动方面，哪个国家也不如法国热情：崇拜他，宣扬他，把他归为己有。看到法国人那么热烈、那么幸福地纪念《幻想小说集》的作者诞生百周年，这些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博尔赫斯不是萨米恩托和比奥伊·卡萨雷斯的同胞，而是圣－约翰·佩斯和瓦莱里的同胞。那么，既然并不是，承认这一点就不无道理了：如果没有法国对博氏作品的热情，其作品也许就不会———那么快地———得到承认；正是这种承认，从60年代起，他成为受到全球一切文明语言广泛翻译、赞扬和效法的作家之一。
我十分冒昧地认为，我是1960年或1961年法国人对博尔赫斯“一见钟情”或一见就爱的见证人。那一年他来巴黎参加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一次纪念莎士比亚的活动。罗歇·凯卢瓦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他。他这位过早地衰老、半残废的老人的讲话使全世界惊讶不已。在他之前，劳伦斯·达雷尔讲了话，他把博尔赫斯和好莱坞相比较。然后是朱塞佩·温加雷蒂，他以演员的口才朗诵了他译成意大利文的几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但是，博尔赫斯用非常纯净的话语所做的讲话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的讲话新奇而精辟。他富有想象力地谈到，为什么某些作家变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但丁象征意大利文化，塞万提斯象征西班牙文化，歌德象征德国文化———，莎士比亚如何隐蔽自己，好让他的人物更加清晰和自由。几天后，他在拉丁美洲学院的讲座，不但座无虚席，而且吸引了一大批名噪一时的作家，其中包括罗朗·巴尔特。那是我听过的最令人眼花缭乱的讲座，题目是幻想文学，内容是通过对不同语言和时代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故事梗概，说明这种文体为“虚构现实”而惯常采用的手法。博尔赫斯坐在桌后一动不动，用吓人的声音说话，好像请求原谅，但是实际上，他的讲话咄咄逼人，无拘无束，头脑里似乎装着全世界的文学，精当而机智地阐述他的论据。“这位作家真的来自加乌乔们的国家吗？”一位听众一面拼命地鼓掌一面惊异地叫道（博尔赫斯用一个引起反响的问题结束了他的演说：“现在诸位做决定吧，你们赞成现实主义文学还是幻想文学呢？”）
是的，他来自加乌乔们的国家，不过他没有一点儿异国情调和原始的东西，他的作品不炫耀地方色彩。当时他已经写了好几部杰作，但是，甚至在本国，他也仅仅在虔诚教徒们的小教堂里为人所知。他的短篇小说和随笔以不太通俗的版本传播。从那次来访开始，法国把他从死气沉沉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埃尔纳》杂志为他出了一期纪念专号，米歇尔·福柯以一篇关于博尔赫斯的评论作为那个十年最有影响的哲学著作《词语与事物》的开篇。热情无所不在：从《费加罗报》到《新观察》，从萨特的《现代》到阿拉贡的《法国文学》。就在那些年，在文化方面，当法国立法、世界其他地方执行的时候，拉美人、西班牙人、美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等便跟在法国人后面开始谈博尔赫斯的作品了。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如今在纪念他诞生百周年的号角声和喜庆气氛中达到了高潮。
那个博尔赫斯———在那次访问巴黎时，他耐心接受了法国电视台默默无闻的记者即本文作者的一次采访（千百次中的一次）———还不是这个众所周知的博尔赫斯，不是这个后来由于名声和为了预防名声的危害而变得言谈举止有点儿刻板的人。他依然是个质朴、胆怯、离不开妈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知识分子，他始终不理解他引起的愈来愈强烈的好奇心和赞扬声，老实说他已被一大堆奖项、赞扬和纪念活动压得透不过气来，对走到哪里都会遇到的层出不穷的门徒和模仿者已感到厌倦。想知道他会不会习惯这种角色，是困难的。也许他能够根据艺术学院展览会上的一系列令人目眩的照片进行判断。在那些照片上，人们看见他在接受奖章和博士学位，看见他登上一个个主席台发表讲话或朗诵。
但是表面现象是虚假的。照片上的博尔赫斯并不是他，而是像他笔下的莎士比亚一样，是一个幻像，一个幻影，是另一个人，那个人代表博尔赫斯走遍世界，谈论着希望博尔赫斯关于迷宫、老虎、喜欢找碴打架的人、刀子、史蒂文森写的失明水手、韦尔斯未来的玫瑰和《一千零一夜》能够谈的一切。
在1960年或1961年那次采访中，我第一次跟他交谈（我还记得我提的一个问题：“博尔赫斯，对你来说，政治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可憎的形式之一。”）当时我相信至少在某个时刻我会和他取得联系，认真地谈一谈。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再也没有产生这种想法。在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纽约、利马，我见过他许多次，再次采访过他，最后一次他甚至在我家里呆了好几个小时。但是在这么多次的相见中，我一次也没有感到彼此应该谈一谈。有时只有听众，没有交谈者，也许只有一位听众———他改变着表情、名字和座位———，在他面前，他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一种新奇的、没有尽头的独白。他隐蔽或躲藏在独白后面，逃避着其他人，甚至现实，就像他的某个人物。他是世界上最好客的人，却给人一种非常孤独的印象。
法国人让他名扬天下后使他更幸福了还是不那么不幸了呢？当然没办法知道。但是一切迹象表明，和那些不谨慎的言论关于他这个大名人所暗示的东西相反，他没有世俗的虚荣心，他对他的作品的永久性抱着真正怀疑的态度。对官方的承认是否应该感到满足，他的头脑很清醒。很可能他只对阅读、思考和写作感到快乐；其他一切是次要的。由于他受过良好教养，所以他才去做其他事情，并且竭力地把事情做好，尽管信心不足。所以他写的那句名言（除了其他，他还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名句作家）———“我读过的事情不少，经历过的却不多”———是他的完美写照。
毫无疑问，尽管生前最后20年是在公众的敬重中度过的，他却始终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的创作对他那个时代的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更没有意识到他的写作方式对西班牙语的革命意义。他的风格熟练、清澈，像数学那么简洁，使用形容词大胆，构思异乎寻常，由于词语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所以我们每一步都会接触到那种令人激动的神秘东西，即完美无缺。和他的某些关于西班牙语不能准确地表达、缺乏色彩的悲观断言相反，他锤炼的风格证明西班牙语可以像法语那么准确和优美，可以像英语那么灵活和求新。博尔赫斯的风格是本世纪的艺术奇迹之一。他的风格使西班牙语的修辞毛病和使它窒息的装腔作势及重复减少到了最低程度，使它纯洁得几乎使之丧失了食欲，硬把它变成了闪光的奇妙语言。（要想找到像他那么聪慧的另一位散文作家，必须倒退到克维多，博尔赫斯热爱这位作家，曾编选过一本他的加评论的精美作品集）。
但是在博尔赫斯的散文中，由于过多地表现理性、概念和精神上的克制，所以他的散文也像克维多的散文一样，有一些不近人情的东西。他把他的散文很好地用来创作他的优美的幻想故事，创作他的把一切存在变成文学的精雕细刻的随笔和他的合乎情理的诗篇。但是他的散文跟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另一位非凡的文体家，过剩的智力也影响了他对生活的理解———的散文一样，不能用来写长篇小说，因为长篇小说是人的全部经验、全部生活和不完美的东西表现的领域。在长篇小说中，交织着智力和激情，知识和本能，感觉和直觉，概念本身不足以说明的多变化、多方面的东西。所以，伟大的长篇小说家从来不是完美的散文作家。无疑，这就是博尔赫斯对长篇小说一向执拗厌弃的原因。他用另一句名言称长篇小说是“勤劳而贫穷的胡思乱想”。
游戏和幽默总是伴随着他的作品和讲话，引起了不计其数的误解。缺乏幽默感的人不理解博尔赫斯。在青年时代，他是个喜欢挑衅的唯美主义者。尽管后来改正了不少岁月的“极端主义错误”，但是他身上始终隐藏着一个以大放厥词取乐的骄傲的先锋派作家。我感到奇怪的是，在已出版的关于他的无数本书中，居然没有一本很好的汇集他的言论的书。譬如他称洛尔卡是“一个职业的安达鲁西亚人”，谈到过“灰尘满身的马查多”，弄错过马列亚的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所有的绿色都将消失》），纪念萨瓦托时他说“他的作品可以毫无危险地放在任何人的手上”。在马尔维纳斯战争期间，他说过一句最危险也最有趣的话：“这是两个秃子争夺一只梳子的战争”。这些幽默的火花令人感到愉快，表明在这位“腐烂的文学家”内心存在着邪念、恶意和活力。
（译自西班牙《国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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